始皇的暴虐统治，直接将人民推向了他的对立面，以至于出现了“人与之为怨，家与之为仇”的严峻局面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：始皇三十六年（公元前211年）秋季，朝廷使者从关东前往咸阳，夜间经过华阴（今陕西华阴）平舒道时，有人手持璧玉挡道，声称：“为吾遗滈池君。”并预言：“今年祖龙死。”言毕，留下璧玉离去。使者捧着璧玉奏报始皇。始皇沉默良久，勉强镇定地说：“山鬼不过能预知一年之事。”随后自我安慰道：“祖龙者，人之先也。”于是命御府查验此璧，发现竟是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19年）第二次巡游渡江时“所沈璧也”。始皇遂占卜，卦象显示游徙为吉。为验证这一卦象，始皇一方面下令迁徙北河榆中（今河套地区北部一带）三万家，另一方面开始筹备第五次巡游。司马迁的这段记载，虽带有神秘主义色彩，但剥去其神奇外衣，实则揭示了人们对始皇的诅咒与痛恨之情。

始皇的第五次巡游始于三十七年（公元前210年）十月。这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远行。随行人员主要包括左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。最受宠爱的少子胡亥请求随行侍奉，始皇应允。

秦始皇一行自咸阳启程，途经武关（今陕西商南东南）、宛县（今河南南阳），于十一月经由云梦（今汉水、长江交汇处至洞庭湖一带湖泊区），在九嶷山（今湖南宁远南）遥祭虞舜。随后，沿长江东行，经过丹阳（今安徽当涂东），抵达钱唐（今浙江杭州市），临近浙江。原计划在此渡江，但因浙江此段江面水流湍急、波涛汹涌，遂西行一百二十里，择狭窄处渡江，继续东南行，前往会稽（今浙江绍兴市南），祭拜大禹，并在此立石刻碑，颂扬秦德，此即闻名遐迩的《会稽刻石》。

《会稽刻石》以三句为一韵，共计二十四韵，七十二句。刻石追述了秦始皇“平一宇内”、殄灭六国的历史伟绩，颂扬了“皇帝并宇，兼听万事”的集权统一局面。针对当时社会已出现的动荡不安和“淫洗”之风，刻石反复强调“贵贱并通，善否陈前，靡有隐情。”“防融内外，禁止淫洗，男女絜诚。”“大治濯俗，天下承风，蒙被休经。皆遵度轨，和安敦勉，莫不顺令。”认为唯有如此，方能“人乐同则，嘉保太平”，“常治无极，舆舟不倾”。《会稽刻石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秦始皇晚年社会政治的潜在危机与问题。

秦始皇自会稽返回钱塘后，途径吴地（今江苏苏州市），从江乘（今江苏镇江市北）渡江，抵达海滨，随后乘船北上至琅邪（今山东胶南县境）。琅邪，曾是秦始皇先前两次巡游之地，他还在此筑造了琅邪台，刻石纪念，并派遣方士徐市等人入海寻求仙人和神药。此次重游旧地，目的自然是为了亲自获取仙药，以期长生不老。然而，徐市等人不仅“数岁不得”神药，且耗费巨大。为免遭责罚，徐市谎称：蓬莱仙药本可求得，但常受大鱼困扰，海船受阻，故无法抵达，请求派遣善射者以连弩射杀大鱼。始皇求药心切，连梦中亦念及此事，遂命入海者备好捕杀大鱼的工具，并亲自“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”。然而，从琅邪北至荣成山，始终未见大鱼踪影。直至之罘（今山东芝罘半岛），才“见巨鱼，射杀一鱼”。秦始皇在获得这点心理上的慰藉后，便转陆路西行，途经临淄（今山东淄博市东北），最终抵达平原（今山东平原南）。

车驾抵达平原津之际，正值盛夏酷暑，始皇骤然染疾。然而，这位封建帝王对死亡极为忌讳，厌恶提及“死”字，群臣也因此“莫敢言死事”，导致病情日趋严重。始皇无奈之下，只得草拟玺书，命远在上郡的长子扶苏火速“与丧令咸阳而葬”。书成封缄，却遭代管皇帝符玺的中车府令赵高截留，未能遣人送出。七月丙寅，始皇终于在沙丘平台（今河北平乡东北）驾崩。一代雄主秦始皇，虽渴望长生不老，却终究未能逃过生死轮回，仅享年五十便撒手人寰。

综上所述，秦始皇的暴政导致了民众的普遍怨恨，其晚年的巡游活动未能缓解社会矛盾，反而暴露了统治下的危机。尽管他渴望长生不老，但最终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。《史记》的记载不仅揭示了秦始皇个人的悲剧，也反映了秦朝统治的脆弱性和社会矛盾的尖锐性。